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距春节还有4天:中国人的节日负担为什么这么重?

作者:谷小金 ???栏目:专题 ???来源:yabo进不去文化网 ???发布时间:2015-01-05 13:19

内容摘要:作者:鲍君恩来源:大象公会你会觉得春节轻松快乐吗?对多数中国人来说,春节恐怕不是轻松愉快的假期。未婚青年的痛苦,是又要面对亲戚朋友的“什么时候解决个人问题”的关切,已成家立业者的痛苦则更甚,你必须提着礼物把所有重要关...

作者:鲍君恩

来源:大象公会

你会觉得春节轻松快乐吗?

对多数中国人来说,春节恐怕不是轻松愉快的假期。未婚青年的痛苦,是又要面对亲戚朋友的“什么时候解决个人问题”的关切,已成家立业者的痛苦则更甚,你必须提着礼物把所有重要关系拜访一遍,仅送礼的人情支出就是笔沉重负担。

据西南财经大学2012年《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》,中国家庭的人情支出占总收入的22.1%,尤其是收入水平最低的城市家庭——他们占到了总数的四分之一——人情支出竟占了总收入将近一半。对多数工薪阶层来说,年终各项奖金远不抵送礼支出。

中国的人情支出为什么这么多?可能有人将之归结为文化传统——中国人是世界公认最爱面子的民族。但同属汉文化圈,儒家传统痕迹甚至更重的韩国,虽也有多达96%的国民抱怨“红包炸弹”,但2014年韩国工薪阶层平均人情支出约33万韩元,只占总收入的1%,与中国人相比,韩国人叫苦不迭的人情压力实在不值一提。

最爱送礼的民族

韩国的送礼压力虽与中国完全不在一个量级,但已是全世界最像中国的国家。

现代西方社会,人与人之间礼物交换的象征意义往往远大于实际价值。比如德国人最喜欢送的礼物是书,廉价酒、巧克力也是常见的伴手礼,如果礼物超值,德国人会觉得很尴尬——在大量中国留德学生的回忆中,往往会出现礼物太贵导致对方拒收。而且,德国人还有当面拆礼并表示感谢的习惯,这在多数中国人看来都是粗鲁无礼的举动。

欧美婚礼也极少见到塞满钞票的红包,多数情况下,新郎新娘会列出所需物品的清单,客人照此选择礼物,即便空手而来也不会有人太介意。最大的差异恐怕是鲜花,在中国,这种徒有其表、毫无实用价值的礼物一般只会出现在受西方影响的情人节,但西方人送鲜花已有悠久传统,并发展出适用于不同场合的花语系统。

欧美非常注重礼物的包装,这恰恰是中国人不太重视的。比西方更讲究的是日本,虽然送出的礼物大多也只是啤酒、糕点等快消品或瓷器、纸扇等廉价工艺品,甚至可能是指甲刀、挖耳勺,但日本发展出了一套复杂的“赠答文化”,不同节日、不同场合,包装纸的选择,礼品绳的颜色、数量、系法都不一样,如不慎包装错误,则是非常失礼的事。

日本人婚宴、葬礼上也会送出礼金,但红白喜事规模比中国小得多,如婚宴一般在百人以下,受邀者只是平时关系密切的亲朋友好友,按中国酒席布置不到十桌人。这种规模按中国标准可算寒碜,通常会被认为混得不好,缺少人缘。婚宴动辄五六十桌甚至上百桌才被认为是有头有脸。

从收入水平与礼金数额看,日本人的礼金也远不及中国人出手大方。日本同样有过年给压岁钱的习惯,但大都只是象征性的几千日元,考虑到日本人的平均收入,实在是抠门得谈不上人情压力。

不过,日本人送礼金时有很强的仪式感——不同场合礼金袋颜色样式不同,还要套上水引绳完成包装。礼金袋外层封套写法和折法,出席人数、关系还会影响具体写法及顺序;不同场合礼金袋的折叠方法也不一样,婚礼必须用崭新纸钞,丧礼则用旧币。而中国人的红包一般只写封包者的名字和几句吉祥话,仪式感不重要,重要的是包多少钱。

即便是同样为红包困扰的韩国,一般送的也多是廉价的日用品或食品,如韩国人搬家后经常会收到手纸、洗衣粉等礼物,中国人恐怕难以理解。

中国人的送礼文化在两方面与众不同:一是礼物价值,在经济能力范围内越贵越好,或干脆送现金,且送礼场合远不限于节日和红白喜事,几乎逢事必送,在计划生育初期的中国农村,甚至妇女做结扎手术也会有很多人送礼;二是缺乏仪式感,往往是钱到心意到,一般不太在意礼物的包装,各种颜色的塑料袋是常见选择。

中国式送礼被认为是儒家重礼文化的延续,其实是个天大的误会,当代中国人对送礼的描述通常为“送人情”,这一模糊暧昧的表述更与礼乐制度规范身份等级的本义相去甚远,它与儒家传统的关系,甚至连外表都谈不上有多像。

——“礼尚往来”、“来而不往非礼也”的传统观念,注重的是礼节、礼数,而非礼物的价值本身,直至晚清和民国,中国民间送礼也更重视礼品的象征性而非工具性,送礼过程有相当繁琐的仪式和讲究,与今天的日本类似。

其实,与中国人情文化最相似的国家,并不在东亚文化圈。

人情与庇护系统

“人情”并非中国的特殊国情,更非国民性的体现,实际上,它在前苏东国家普遍存在——前苏联和现在的俄罗斯叫布拉特(blat),波兰叫“dojscie”,匈牙利叫“protekcio”。

布拉特和人情一样,都是无法用外语准确翻译的概念,它不是传统社会普遍存在的礼物交换,亦不同于类似市场交易的等价交换,也不是简单的行贿,而是介于两者之间,其目的是为了在计划体制下突破资源配置的限制,靠长期的人情支出维护发展出的庇护关系。

苏东地区之所以普遍存在“人情”,是因为这些国家老百姓生活所需的一切资源都控制在国家干部手中,大到分房子、看病,小到为子女办准生证,甚至分配柴米油盐等日用品都在计划之内。

计划制定者即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,也不可能把每个国民的需求都纳入国家计划,所以计划的美意往往会成为国民痛苦的来源——从国家角度而言,能准确统计每年人均多少花布、多少双皮鞋、多少块肥皂、多少个避孕套,平均分配下去,它就是好计划,即使只给全体国民提供同一花色的花布、同一款式的皮鞋、同一功能的肥皂,同一规格的避孕套。

所以,计划体制在事实上是不可能被严格执行的,无论是普通国民,还是基层具体组织、单位,无法被纳入统一计划的需求差异,都会成为计划体制的腐蚀剂,使之具有足够的弹性,而决定其弹性的,不是抽象的国家机器,而是具体决定分配权的各级干部——干部也是人,多数干部是有人情的。

在计划体制内,国民除了努力假装为国奉献,还要兼顾个人幸福,而个人幸福很大程度上与额外获得的资源多寡成正比,而额外资源的多寡取决于认识多少能决定资源分配的干部。

所以,在计划体制内,尽可能认识更多的人,尽量维持住已认识的熟人便成个人生存的最优策略——根据六度分割理论,要想结识世界上任何一个人一般都只需通过6个人,因此,一个熟人也许现在看不出有什么用,但当你需要获得某种特殊资源时,他也许正好可以找到能帮忙的人。

计划体制下的熟人社会与费孝通定义的传统熟人社会有本质差别。

传统熟人基于亲缘和地缘纽带,相互之间来往频繁,有大量的劳务和经济互助,因此送礼无需太贵,一般也不会出现货币——货币体现的是直接的买卖关系,而人情的维系需要相对暧昧,尽量避免物化痕迹。传统熟人之间复杂微妙的身份和契约关系,往往也很难用货币精确衡量。

1949年以前,在农村和城市底层居民中,婚宴随礼大多是喜烛、小家具等廉价日用品,礼金并不多见或数额极少,正是传统熟人社会的典型特征。

最典型的是压岁钱,中国人给孩子压岁钱原意是驱邪降福,最初送的都是具有象征意义的礼币,本质是护身符,不在市面上流通。直到明清,压岁钱也多是用红绳串起的铜钱,挂在孩子脖子上,象征大于实用。

压岁钱的成倍增加,其实是相当晚近的事,在宗族文化发达、熟人社会痕迹保留较多的广东大部分地区,虽然经济比内地发达,压岁钱往往只有5块、20块,一般最多不会超过100块。

1949年后,中国传统熟人社会终结,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,国民都被纳入与国家计划体制匹配的组织当中,传统熟人社会的关系规则和纽带依然有效,但重要性被大幅降低,交往规则也变了。

传统熟人社会,决定关系重要性的主要是血缘、地缘这种天然纽带,关系的维护成本很低,注重仪式感和程序性,低价值的礼物往来就能巩固稳定的关系。

在计划体制下,能帮你解决困难的人或能给你制造困难的才是你最重要的社会资源。缺少天然的情感纽带,只能靠高频次、高价值的送礼才能建立并巩固可靠的关系,仪式感并不重要。

由于前三十年普遍存在的物资短缺,熟人送礼多以实物为主。1978年后,市场化改革丰富了商品经济,货币能购买的物品大幅增加,商品流通也逐渐抹平了地域差别,需要的东西一般都能买到,所以与其花费心思挑选礼物,不如直接送钱来得实在。

人情支出的不仅是金钱,实际上,在给重要关系送礼时,大部分人更烦恼的是在不方便送现金时,选择什么样的礼物能让对方满意,以及送礼时怎么不让别人看见——你不但要避免送礼时被其他熟人撞到,也要避免撞见熟人送礼的尴尬场面,为此,有些人送礼前还要特意踩点。

这大概是中国人逢年过节最耗费时间精力的事,好在今天商业和物流的发达,深谙国情的京东顺势推出年货专场,高品质、多品类的商品不仅减少了挑选礼品的难度,15个城市当天送达、73个城市次日送达的春节不打烊配送,免去了亲自上门送礼耗费的时间与精力,降低过年痛苦指数。

最大的变化在于,今天留在体制内的中国人已变成了少数,体制外的人无需考虑为老板送礼,尤其对离开家乡在陌生城市工作的年轻一代来说,苦心维系社会关系的必要性被大幅降低。以婚宴为例,他们若在自己生活工作所在地举办婚礼,其人数规模已大幅降低。

朴睿咨询的《2015年末中国送礼市场研究报告》颇能显示出这种剧变:

绝大部分受调查者(30岁以下)年货是在电商购买,过年期间自我奖励、父母、伴侣的平均花费要高于公司领导或商业伙伴。考虑到不同地域和人群对电商的接受差异,受调查对象绝大部分应当是体制外的白领。

人情冷热与社会救济

虽然脱离体制使得在熟人社会构建庇护系统的重要性大幅降低,但是,需要人情来解决的问题并未减少,因为又有了伴随扩大的自由出现的新困难:个人福利、工作变动、分房都已市场化解决,但是,脱离体制后,生孩子会遇到准生证、户口、入托、择校等系列问题,而医疗卫生、司法、企业经营机会等,往往都会因为是否有熟人而有完全不同的结果。

——所有与垄断性机构组织或行业交道的机会,通过人情建立起来的庇护系统都能显着地发挥效用。所以,中国人的庇护系统,只是从单位、组织的熟人社会扩展到了陌生人的外部社会,对多数人而言,依然需要通过人情建立起一个庇护系统。

今天,人情对中国人的重要性并不只是一个庇护系统,它还是一个自我救济系统。有限的市场化改革虽然提升了中国人的平均生活水平,但生活保障和社会救助体系并无根本改善。

在传统社会,社会救济系统建立在相对狭小的熟人社会之上,在东亚儒家文化圈,这个救济系统主要依靠血缘关系建立,在基督教、伊斯兰教这种独一神教社会,宗教组织承担了更大的救济功能。

今天中国底层社会的困境在于,人口从农村向城市,从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,导致人口流出地区的救济系统濒于瓦解。这正是低收入阶层人情支出反倒相对更多的原因——生活没有保障的前提下,在熟人身上的感情投资,正是为了防止自己失去生存能力后能获得救助——农村的空巢老人如果有熟人照顾,也不至于去找“药儿子”和“绳儿子”。

西方国家则是另外一种情形。

工业革命后,乡村居民大量向城市流动,人与人之间的亲缘、地缘关系弱化,早早终结了传统熟人社会,形成了一个开放的契约社会,资源的分配、矛盾的解决全靠契约维持,制度给个人生活带来的不确定性比中国和前苏联小得多。

从传统悠久的宗教救助组织到二战后西欧普遍的福利国家制度,国民的基本生活都有足够保障。即使是福利相对较弱的美国,发达的社会救助体系也能让失业者、破产者维持一定的生活水准。这导致个人在生活遇到困难时,更倾向于求助政府和社会组织,无需依赖亲友相助,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更加简单纯粹。

因此,礼物文化在西方和日本、韩国等国更符合其原始意义,礼物仅仅是模拟和巩固亲友关系的一个象征媒介,表达性远大于工具性。

西方社会的不讲人情,让很多在海外的中国人难以适应——人与人之间保持着一种“彬彬有礼的冷漠”,对谁都客客气气,但除非兴趣相投,很难发展出真正亲密的、类似中国人之间的友谊。

除了西方社会的契约观念能够清晰划分出群己权界,更注重保护个人的私有空间,也因为彼此之间确实不需要互相帮忙。日本社会与之类似,日本人经常会把那些外表冷漠、对别人漠不关心的青年称为好青年,这在大多数中国人看来实在难以接受。

而中国人情社会的显着特征就是关系边界的模糊,凡事喜欢讲感情、讲义气,把亲近的朋友称为“自己人”,朋友有困难也更愿意倾力帮忙。不过,中国人的热情明显亲疏有别,在美国街头常见的陌生人之间互相打招呼的情况,如发生在中国多半会被认为是有所图谋。

中国人和西方人的表情对比是更有趣的写照——前者在人群中大多表情严肃戒备,因为热情友善的表情暗含向他人尽可能提供帮助或付出的义务,而西方人尤其美国人脸上则远没有这种压力,因为再轻松的表情也不代表自己有义务做什么。

有比中国人更讲人情的民族吗?

历史上,草原游牧民族比中国人更好客、更讲人情,客人来后无论认不认识都会倾其所有地招待吃喝,有的甚至还会让自家女眷陪客。这恐怕并非是因为他们天性豪爽,生存条件的极端恶劣,和人口密度极小导致群己边界完全模糊,每个人都有帮助另一个人的义务,于是才有了草原汉子蓝天般广阔的胸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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